沿海城市还可以通过内部转移支付，补偿山区保护水源带来的损失。

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种现象。当前税收激励的着力点主要在于： 第一，企业自主研发的税收激励。

当前创新税收激励多基于政策性优惠，临时性、被动性、特惠性的税收激励政策多，而法定性、开放性、普惠性和主动性的制度激励少，其效果有限。基于税收环境论蕴含的整体性思维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长期性，税制改革要有新理念，少搞短期性、补丁式的优惠政策，以税收法定和创新宏观环境优化为出发点，以税收收入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的相互适应和协调为着眼点，将创新理念真正融入到现代税收制度建设中去。三是基于创新行为的税收制度构建。只要有创新行为，企业就可以申报税式补贴。再次，从税收征管制度整体看，要以有效征管和良好纳税服务形成公平规范的税收环境。

既然创新是整体性的，那么，税收制度改革就应从整体来设定其路径，并确定其改革导向。针对社会大众的营利性的、非营利性的教育机构、医疗服务机构都应当获得税式补贴，只是程度不同。向德国学习精准调控市场经济 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二战后经过多年的演变而来，有着突出的特点。

德国人从中所吸取的基本教训，就是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如洪水猛兽，会导致巨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就好像没有任何约束的民主制度会在政治上带来灾难一样—当年，希特勒就在缺少法制约束的民主体制下，充分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引导德国走向了法西斯道路。如果我们不能够持续地学习，很有可能将倒在从中等发达到发达、从大国到强国的门槛上。如果能认真研修这三门课并不断实践，中国一定能够兼容并蓄，最终形成一个拥有自己特色和优势，且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特殊的、重要的大国。这样既保证了公平，也提高了效率。

总的说来，德国市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充分意识到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市场失灵，以及社会公平方面的问题，因此，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精准调控。在日本，从马路边的售卖机、快餐店、地铁、企业乃至政府部门，方方面面的运作都体现出精细化管理的精髓。

记得我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是奥利佛.哈特(Oliver Hart)。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强国，很自然，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他在MIT当教授，后来去了哈佛。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证。

虽然美国很多的中小学，尤其是在贫困社区的中小学质量极其低下，但是不要忘记，美国还有一大批精英式的中小学。只有包容，才能使那些看上去离经叛道的思想最终发展为创新的火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美国的科学、高等教育在全世界是领先的，但是必须看到，美国并不是没有它自己的问题。美国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有明显扩大的趋势。

中国地大物博，但由于长期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百姓习惯性地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条件，对于管理精细度的要求远远不如日本。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时，战术细节抠得极其细致，从步枪和刺刀的选择到小部队的战术，应该是世界领先的，远非今天抗日神剧所描述的那么不堪一击，但是日军的整体战略部署是世界公认的愚笨。

日本的精细化管理，时常直接转化成为其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在美国，尊法达到了宗教般的高度，事实上成为美国的国教。

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的企业、政府、学校和社会其他部门认真学习日本精细化管理的精髓。他的学术贡献是收集法院的判例，深入研究产权的含义，我始终认为这是一项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工作。日本汽车行业经久不衰的竞争力更是其精细化管理的集中体现：汽车零部件生产与组装厂的密切配合，能够保证日本汽车零部件的质量，使之经济耐用，在同一价位上完胜其他国家的竞争者。比如说在房地产行业，特别强调要对租房市场进行管理，既要保护投资建房出租的开发商，鼓励他们建房出租。其最核心的因素是什么呢？ 最近，笔者与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管理咨询大师罗兰.贝格合著了《德国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经济未来之路》一书。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尤其需要认真学习全球优秀的大经济体的模式精髓。

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一系列非常精准的调控体系。中国经过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市场经济的优势与缺陷，还是政府的能力及限制，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因此，特别需要学习德国的经验。

进入 李稻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当时的经济学前辈马洪等特别强调向日本学习。

那时，中日友好关系处于巅峰状态，中国派出了一个又一个代表团赴日学习，中国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等都曾访问日本，中国经济学家、管理学家都在仔细研究日本模式。我多次以此为例问哈特教授，我说法官也是人，因此也一定会受人为因素干扰，甚至受贿，为什么不把法院的公正性和效率引入产权研究乃至整个法与经济的研究。

在美国，那些极具创新力的天才型人物，从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到乔布斯、马克.扎克伯格，以及早年的爱迪生、特斯拉等，从各种角度来看，既是天才也是怪才，他们都有各自行为方式、思维方法上的怪异性。同时，精细化管理的程度在中国内部也有所不同，南方沿海的大都市，如上海，就远远比北方的大城市如天津、北京要好得多。近年来，中国也在更加仔细地研究、审视欧洲的模式。也就是说，遗产税是精心设计以保证德国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的。

20年前，在施罗德总理的领导下，德国对社会福利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所有社会福利补贴统一在一个平台下精心运作，保证每一个需要援助的家庭能够得到政府的一揽子援助，同时也鼓励公众相互监督，防止滥用福利现象。最近几年我接触过一些美国的中小学，给我留下极其深刻印象的是，入学第一天学校就会反复强调，学生们必须有包容、平等的心态，不许因为同学们的长相、肤色、智力水平、家庭背景等任何原因而歧视，要尊重每一位同学。

这就好比没人说乔丹最后一次夺冠投中的那个球应该被判进攻犯规无效一样。比如，马克.扎克伯格就读的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Phillips Exeter Academy)，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士，其在美国的声誉应该比哈佛大学还高，进这所中学比进哈佛还难。

学习美国优势的精髓：法制基础上的包容与开放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实力的基础毫无疑问是创新。这段对话，我至今不忘，美国从精英到百姓对司法系统的尊重是我们外国人很难理解的。

这就使得社会丧失了一个基本的锚。而欧洲，尤其是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就连美国长期的盟友英国也对中国采取了各种各样战略层面的友好姿态。而对于贷款买房，德国政府则有一套极为谨慎的措施，不鼓励家庭贸然贷款买房。在德国，这种精准调控市场经济缺陷的体制设计比比皆是。

学习德国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既要打破市场经济万能的迷信，也要打破政府无所不能的教条，实事求是地精准调控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问题。同时也保护那些租房的房客，房东一般不能轻易加价，也不能轻易赶走房客。

又比如在遗产税方面，德国税收体制对于继承前辈而持续经营的企业家网开一面—如果下一代能够持续经营上辈传下来的生产性企业超过十年，则遗产税几乎全部免除。面对具有不同优势的各大强国，我们到底还应该向他们学什么呢？很显然，应该学习各国最精髓的成功要素，兼收并蓄，并融入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国家治理的综合优势，这样中国才能成强国。

这一切在今天仍然留有痕迹，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日本过去20多年经济低迷，根本原因也是在美国压力下经济体制和政策大战略的连连失误，从日元过快升值到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极度的财政扩张，步步被动。